【人物档案】安桂槐（1918年—1993年）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6年调入可可托海矿区担任主要领导，1958年至1964年先后担任可可托海矿务局局长、党委书记。他带领可可托海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完成了艰巨的工作任务。

我们要事事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哪里需要去哪里……——安桂槐

春光洒落在新疆有色集团家属大院里，4月13日，记者寻访来到了安桂槐生前的住所，安桂槐的大女儿、今年84岁的安爱英正伏案书写着，在她的身旁摆放着一沓沓历史资料和三四本纸张已泛黄的回忆录。

环顾四周，家里只有简单的几件家具，一个老式书柜，里面摆放的依然是成摞的历史资料。“这书柜是家里仅剩的父亲用过的物件，其他物品，这几年我都捐献给了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和可可托海干部学院了。”安爱英笑着说。

家中最显眼的摆设，就是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可可托海镇风景图，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画中，这座处于群山环抱的小镇，当年以矿产资源闻名于世，它贡献了我国“两弹一星”必不可少的原料，曾经替我国偿还了前苏联巨额外债。

在“功勋矿”“英雄矿”光环的背后，是老一辈可可托海人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背负着光荣使命的矿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安桂槐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带领可可托海干部群众为边陲红色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伴着安爱英的讲述，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跃入眼前。　

为国家偿还巨额外债

“我们要事事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哪里需要去哪里……”父亲的话语犹在耳边。

1954年10月的一天，安桂槐响应全国支援工业建设的号召，举家奔赴新疆，来到阿勒泰。在女儿安爱英的眼里，“搬家”早习以为常。

“父亲无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后来搞经济建设，不管到哪他都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党交付的各项任务。”安爱英说。

1958年至1964年，安桂槐担任可可托海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正是在这几年间，可可托海人扛起了为国家偿还前苏联债务的重任。

“可可托海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之一，冬天气温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全矿干部职工肩挑背扛，用一篓一篓矿石为国家偿还了巨额外债。”在安桂槐回忆录里，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那些年，职工吃的是带沙子的粗面，蔬菜只有自己生产的少量土豆，很多职工患了浮肿病，这其中就有安桂槐的妻子史云华。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安桂槐带领大家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完成了“保出口”任务。

可可托海干部学院教研部副主任王丹说，我们的前辈没有看见过共产主义，但他们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今天不断崛起的中国，就是先辈们不懈奋斗和精神传承的结果。

不和群众争粮食争利益

可可托海小镇上，人们都会讲出几个有关安桂槐的故事。

“他一心想着职工，说职工最大，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说起安桂槐，80岁的可可托海镇居民朱吉林泪眼婆娑。

朱吉林说，安桂槐在可可托海任职时，为了保障一线职工每天能吃上四个黑面馒头和一盘菜，让患浮肿病职工和幼儿园的孩子能吃饱饭，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干部每天的定量只有三碗糊糊。

1961年的冬天，一个朋友知道安桂槐那里工作艰苦，给他家送来两袋面粉。

“哇，姥姥可以给我们做好吃的了！”安桂槐的两个儿子乐得在房子里蹦蹦跳跳。

安桂槐知道后说:“把粮食送到托儿所去，孩子们都吃不饱，职工怎么能安心工作？”

“那咱留几斤吧？”看见外孙脸上失落的表情，姥姥在一旁求情。

“不行，一斤也不许留！”说罢，安桂槐拎着两袋面粉出了门。

朱吉林被震撼了，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说自己想做一个像安桂槐那样的共产党员。朱吉林说，这些事不仅影响了他，还坚定了很多人留下来的信心。

还有一件事让安爱英至今回忆起来，都几度哽咽。那是1959年，安爱英11岁的二弟随姥姥来到可可托海。有一天，二弟跑到矿区职工食堂后面拔野菜吃，腹部不适，呕吐绿水，食堂的李师傅路经此处，看到这一幕，很心酸，走上前去询问，并拉着孩子到了食堂，给了他一个馍馍。孩子拿到馍，想到姥姥也很饿，便拿回家想和家人一起分享。

家人以为馍馍是孩子偷来的，被冤枉的孩子哭着把安桂槐带到食堂，指着李师傅说：“他给的。”

此时李师傅才知道孩子是安桂槐的儿子。

安桂槐说：“我的孩子更不能搞特殊化！”他执意要退回馍馍。

“孩子饿成这样，我看不下去，心里难受，这和他是谁的孩子有什么关系？这个馍馍是我的定量，我愿意给孩子吃！”李师傅也急了。

这个场面，令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安桂槐常说：“我们党员干部，不能和工人们争粮食、争利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把共产党员身份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安爱英简陋的家里，却有着一个“奢华”的浴缸，挤在三五平方米的卫生间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安爱英笑着说起了浴缸的故事。

“父亲在新疆工作三十余年，可住楼房不过七年。我家曾在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二年。”她说。

1979年，自治区经委分给他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他不要。“和职工住一样的房子，我才住得踏实。”安桂槐说。

1992年冬，新疆有色矿物局建了新楼房，安桂槐搬进了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房子里安了浴缸。他常高兴地说：“现在条件好了，在家都可以洗澡了，太阔气了。”

每次洗澡放水，他规定坐下后水能漫过腿就行，多一点就会不高兴。他说：“水和电是需要大家来节约的！”

记者还了解到，1964年，组织安排史云华由可可托海矿物局工会主席调自治区建工局负责档案工作，此时安桂槐任自治区建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他以妻子文化低为由，将其转调到该局下属一建公司福利科。几次升工资，表中只要见到史云华的名字，他就会把这个名字划掉或者在名字前打个X号。其实，史云华也是从艰苦环境中锻炼过，受党培养、成长起来的老党员，不用丈夫提醒，她已数次在涨工资时，将机会让给其他人，只是从没有和丈夫提起罢了。

“做任何事，都要想到公与私，路是自己走的。父亲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也没忘记这样教导我们兄弟姐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放在第一位，他常说，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安爱英说。

2020年，可可托海干部学院打造了安桂槐展厅。展厅用“烽火岁月、再上战场、忠诚为民、清正廉洁”四个部分诠释了安桂槐为党为国为民奉献的一生。